作者：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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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曾是我们在“原点”栏目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在美国篇的报道中，我们曾简单提到，美国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让“精英教育”迅速从“美国梦”滑向了一种“阶层特权”。最近，《大西洋（The Atlantic）》杂志上发布了一篇相关报道，以更加近距离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美国“精英教育”的真实问题。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些现象在国内似乎也正在上演。“精英教育”到底是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服务体验还是从教育本质上做出引领式的探索？我们期待更多的讨论发生。该文作者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是美国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为《大西洋》撰稿近20年，也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曾提名普利策评论奖。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她曾先后在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任教，近距离观察过校内的不同样态；孩子出生后，她又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读书，成为一名所谓的“精英学校父母”，多个身份的不同转换，让凯特琳对个中现象既有极具感染力的体会描述，又有客观理智的分析判断。道尔顿（Dalton School）是曼哈顿最难进的私立学校之一，也许是因为它掌握了一个关键诀窍：客户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他们想要别人没有的东西。在道尔顿，可能是“驻校的考古学家”、高级的教室或剧院。“接下来，还会有一个直升机场。”学校今年刚刚经历了一次改建——更加气派了。“都是为了让精英学生们即将继承的世界更加令人兴奋。” 今天是道尔顿，明天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因此，当这所学校资历尚浅的校长吉姆·贝斯特（Jim Best）宣布今年的秋季学期不会开放线下课堂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失策，那意味着家长们会失去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曼哈顿的其他精英学校都这样，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然而，已经有不少学校宣布要开学了。一年花54000美元学费送孩子进私立学校的父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同龄人多久呢？更重要的是，妈妈们能忍受这种现状多久呢？随时打开的《纽约时报》充斥着疫情下教育不平等现象的文章：公立学校关闭，私立学校是可以开放的。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电脑屏幕前耷拉着脑袋。
精英父母们当然不觉得自己导致了不平等。相反，他们会温柔地表达关切，尽管这些声音轻如过眼云烟。然而，他们绝不能接受的是，自己成为不平等的受害者。去年10月初，校长就开始收到家长们的抗议邮件。20位从医的道尔顿父母联合写道，即使是在疫情下，他们仍感到沮丧和困惑，希望了解学校采用线上教学方案的决策思维。他们显然不愿意忍气吞声， “请告诉我们，学校重新完全开放的标准是什么？”这件事发生后不久，70多位家长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校重新开放。“我们的孩子悲伤、困惑、孤独。”他们写道，言辞之恳切，仿佛在指控维多利亚时代的孤儿院，他们质疑着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而自己家的孩子却不能。私立学校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父母正在获得一种可怕的新特权
我曾在一所精英私立学校任教过。
班级很小，我和学生阅读名著，让他们做深入思考。设计一系列问题的教案不是老师的工作要务，在这里，一个问题就够了。我总是开玩笑说，我们只需要把学生们集合在教室，扔出《伊利亚特》，然后去吃午餐就好了。到高年级时，他们自然就适应了，知道我们在教他们什么。“我的七年级生读《麦克白》还觉得奇怪，”我的系主任曾对我说，“12年级学生已经读出了麦克白的野心勃勃。” 可事实上，有这样的辨别力和理解能力，已经足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了。这类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家长们不太需要所谓的家校沟通，除非他们的孩子忽然得到一个“A-”。在我就职的第一年，我就被一位母亲瞄上了，她至今还不时出现在我的噩梦中。她的孩子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可靠、认真，不过也有点好斗、刻薄。显然，他并不关心浪漫、诗歌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有一天，我给他创意写作的作业打了个A -。没多久，他妈妈就打电话来了，她很生气。我解释说这个成绩不会降低孩子的平均成绩，但她不管，她要和她丈夫一起来学校见我。在那可怕的45分钟里，父亲感到屈辱，母亲很生气，他们不停向我说明这首10年级诗歌的优点，然后我们就僵持着。他们想施压让我修改成绩，而我不愿让步。第二年，我在自己的班级名单中又看到了这个孩子。我问年级组长，能不能给他换个班，但没成。他还是很优秀，在阅读和课堂写作上都保持着稳定的高水准。但是，有一次，他又获得了一个A–。我刚把成绩发下去不久，电话就响了。这怎么可能？我才刚把批改结果发给学生。我很震惊，他居然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所以，我不得不再一次和他的父母见面。我认为自己的评分是公正客观的，但显然，他们再一次对我感到不满。不过今天的私立学校教师已经不再拥有这种支持了。学校原本有专门的行政人员负责安抚家长，但他们越来越常向老师求助，参与协助完成这项任务。所以，那次会面有特别的意义，家长们来学校争论成绩太不寻常了。在过去，大家都认为老师负责管好学生，行政人员管好家长。家长们仍然信任我们这样的学校。他们相信老师对学生是有感情的，照顾他们，提供支持，并每年设法提高他们的成绩。几个月后，学生会冲进你的办公室，兴奋地告诉你“我被录取了！”你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离开了学校。那时候，已经常有家长来学校跟老师争论学生的成绩了。显然，私立学校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父母们正在获得一种可怕的新特权。后来，我成了公立学校的老师，但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
经过七年的教学，我看到了中学阶段的种种可能，并且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但是真的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这里充斥着过度劳累。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在2005年出版的《了解独立学校的父母》一书也丰富了我对私立学校的认识。汤普森是一名心理学家，对800所私立学校进行了探访。在他看来，精英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带来了多大的压迫感，他们与五年级的老师沟通的样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初级员工。
汤普森在引言中写道：“私立学校的父母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与过去相比，管理员和老师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的精力来关注父母的需求。”15年后，问题愈发严峻，以至于汤普森在自己的另一本新书中写道， “最显著的就是父母越来越无情。”该书的另一位作者心理学家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精英父母）不会辱骂、虐待，但是他们也不会松懈，他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恐惧自己的孩子落于人后。”他们需要持续的安全感。他们希望老师、教练和辅导员完全专注于帮孩子提高成绩，拿到一份哈佛都无法抗拒的成绩单。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他们发现 “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会越来越难”。并且，父母们总是担心，他们的孩子将会面临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赢者通吃的经济模式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但这可能会降临到他们的孩子身上，即使是最好的教育也无法确保他们保持优势。“超过一半的律师表示，他们的收入与过去花在学位上的学费放在一起，并不划算。”埃文斯讲。况且进入顶级医学院还很难。201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现，全美 118所名牌医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仅有6.8％。至于最好的那几所，则低至2.4％。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创造了“精英陷阱”（meritocracytrapits）一词——意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将会聚集到越来越少的赢家上的制度。他在书中写道，“今天的精英人士仍然会宣称通过才华和努力才能脱颖而出，机会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在真实世界中，绝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外，成为精英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个系统使穷人倍感艰难；使中产阶级陷于空心；至于富人的孩子，也精疲力竭，他们顶着巨大的焦虑和压力，只能“恶性竞争“。毕竟，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打败一所大学90％的申请者。很多儿科医生告诉我，有些家长为了帮助孩子振作起来，甚至要求医生给开安眠药。更糟的是，当父母们知道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标化考试后，就频繁找来心理医生，帮孩子调整状态然后参加考试。医生几乎总能发现问题，但父母们绝不肯承认，这种高压的学习状态就是问题本身。学生必须保持步调，哪怕服用药物，清晰地告诉老师自己目前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并保持对哈普麻耶斯的关注。
不过，父母们也在崩溃，也许他们才该接受药物治疗。两年前，焦虑最终导致了一场令人震惊的起义，他们冲进了席德韦尔朋友学校（Sidwell Friends School）的大学咨询办公室，在父母们看来，这里只剩欲望和诈骗。在众多的精英私立学校中，席德韦尔朋友学校尤其领先、耀眼。因为它拥有四位太有名的家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以及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虽然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显而易见，那里的父母更关心大学录取，而不是教义。“如何把孩子送进去？”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最好的策略是去竞选美国总统，尽管不太可能，但不妨一试。两年前， 2019届学生的家长感受到了大学招生季的巨大压力，发起了一场校园里的破坏活动，还向媒体曝光了西德维尔的真实面目。当时担任大学咨询办公室主任的帕特里克·加拉格尔（Patrick Gallagher）被吓坏了，他对家长们说：“请控制好自己。”从他后来发布的学校新政中，不难看出家长的疯狂行径有哪些。这些新政包括：不要拨打被拦的电话号码或发送匿名信件；不与辅导员见面并传播关于其他学生的流言蜚语；不要暗中记录辅导员讲的话。其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条是，“虽然我经常在早上八点前就到办公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应该在那时候堵我”。这封邮件清楚地表明，父母们一直在试图毁掉其他孩子的大学生涯，以增加自己子女被录取的几率。他希望既能让大家注意提防不当行为，又能让大家相信歪招无法得逞。结果，高年级的每位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成为被恶意攻击的目标。假期结束后，学校校长布莱恩·加曼（Bryan Garman）发了一封补充邮件，重申了新政策。他还提醒家长，大学辅导员不会在家长询问其他孩子的“学生记录”时做出任何回应。校长说，这些父母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且不可理喻”，包括“对员工的言语攻击”。那一学年结束后，席德韦尔的三位大学辅导员中有两位选择了辞职。大学入学是富人不得不争夺的少数稀缺资源之一。究竟是什么逻辑让他们觉得，跟大学辅导员作对会有帮助？大概是被某所名校拒绝录取孩子的可能性逼疯了，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理性思考。父母们以为大学录取就是私立学校要追求的一切，或者至少是AP分数或学校声誉，简直大错特错。私立学校要追求的，只有钱。
私立学校的一切都是用学校筹集的资金来支付的：每片草皮、智能黑板、师资团队、运动项目、驻校心理专家和漂亮的教学楼。然而私立学校总是声称，学费通常可以支付部分运营费用，但永远不够。他们甚至还有图表来证明。无论是哪所学校、地处何处、客户有多富裕，学校管理者总是在追逐这种“缺乏感”。这显然是促成被称为“年度捐赠”（annual giving）的最佳方式，但在我看来，那更像“敲诈”。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筹款活动中，还在为入学第一笔5万美元的学费而倍感压力的新生父母们会发现，这还远远不够。这些学校通常面向的家长是双职工夫妇，他们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能够负担得起，但也没那么容易。真正的大笔资金来自资本运作。这些筹款活动总是美其名曰，“面向未来”或“交换项目”，但谁知道呢？所有读过私立学校的家庭都不可能从这些活动中幸免。2006年，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Choate Rosemary Hall）以“领导力机会”为名募集资金，目标数额是2亿美元。在那之前，学校就已经在前期募捐中赚了1亿多美元。两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该校的资金募集活动，最终这场活动为其带来2.17亿美元的收入。这所共有850名学生的高中，七年来，它为每个学生筹集了近26万美元。学校还是想要更多，它还在准备下一次的资金募集活动，这一次的目标是3亿美元。学校将接受哪些付款方式？皆可。无论您的资产是什么，他们都会找到兑现的方法。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金钱影响着学校的各种决策。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观察到，学校在“家校关系”上的支出越来越多，从筹款的角度来看这很好，但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我跟许多私立学校的孩子打过交道，他们都能感受到，那些捐款多的家庭的孩子拥有特权。我深以为然，私立学校的捐赠是学校高层与捐赠者之间精心建立的人际关系。捐了大把的钱给学校，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一些优惠待遇又有什么错呢？这些学校围绕着那些天之骄子运转，让他们毕业后就进入最好的大学；而高昂的学费使它们处境尴尬，全国仅有不到2％的学生就读于所谓的私立学校。另一组数据是，耶鲁大学2024届学生中有24％毕业于私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有25％；在布朗和达特茅斯，这一比例更是高达29％。要知道，这些学生可不是平均分布在全国1600多所私立学校的，而是集中在最顶尖的那几所。去年夏天，我与普林斯顿大学2020年级的毕业生利亚姆·奥康纳（Liam O'Connor）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是从一所公立学校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他之所以选择这所享有盛誉的大学，是因为“学费最便宜” 。
高中时，奥康纳花了两个暑假完成所在州规定的体育课要求，以便在学年里挤出更多的时间给科学课。即便如此，当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时，他仍然感到自己比私立学校的孩子差一大截，甚至也比不上那些可以筛选生源的公立高中的孩子。他说，在普林斯顿读书，“就像有人给了我一副望远镜，我看到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还有很多人。”
奥康纳在《普林斯顿日报》（Princetonian）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精英学生在普林斯顿的优势。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尽管大多数美国高中的数学课程都有微积分课程，但精英高中在教的是多变量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事实上这通常是大二或大三的课程，还有些精英高中在教有机化学。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不仅可以帮助私立学校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一旦精英学生进入大学，先发优势就让他们成为新世界的领跑者。奥康纳调查发现，过去十年中，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德奖学者有三分之二来自私立学校（不包括国际学生）。享有盛誉的萨克斯奖学金（Sachs Scholarship）则有一半以上的获奖者来自私立高中。
这就是为什么有钱的父母相信，让孩子进入正确的预科学校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知道赢家总是会赢。还有一个孩子名叫杨（Sai To Yeung）的孩子，被哈佛大学录取后，他追踪调查了哪些学校把学生送到了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这三所顶尖大学。奥康纳复盘了其中关于普林斯顿的数据，发现基本正确。虽然杨不愿意透露取证方法，但结果令人震惊。普林斯顿大学2015年至2018年的毕业生主要来自于高度筛选生源的磁石学校、富裕地区的公立学校和那些全国有名的预科学校。在普林斯顿生源排名前25位的学校中，只有三所是公立学校，还是只有15%的学生有资格享受免费或减价午餐的公立学校。一所私立寄宿学校的毕业生进入普林斯顿的概率，大概是史蒂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的7倍，后者还是一所可挑生源的纽约公立学校。试想将前者与普通的美国公立学校相比呢？你不会想知道那个答案的。这些学校的问题根植于它们的商业模式中。仰赖于最富有的父母和最有权力的学校管理者之间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学校才得以生存。而当前的情况愈演愈烈，学校之间为了漂亮的项目、精致的校园而陷入无限的竞争，直到所有私立学校都光鲜而豪华，多么令人生厌。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限制家长的个人捐款额度，还要让学校不必承担向社会展示的任务。他们也不能再那么昂贵，尽管这会让他们失去一些富有的父母。但以他们惯有的模式，大概网球俱乐部或者马术俱乐部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我们不需要昂贵的学校，也不需要动用私人财富来对教育推波助澜。我们不能让有钱的小孩接受优秀的教育、穷孩子去读不合格的学校。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没有贫困的国家，甚至 “看不到工人”的国家。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多数公立学校倒闭，而昂贵的私立学校来定义优质教育、决定哪些孩子脱颖而出。昂贵的私立学校都有大门和保安，释放出的讯号是：你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而那些聚集着贫困孩子的学校呢？都配备了金属探测器甚至警员：你对我们是个威胁。公立学校体系曾经是帮助一代美国人后天逆袭、实现美国梦的关键力量，如今已经被深深地、不可挽回地破坏了。以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只有一半的公立学校学生在阅读方面达到了年级要求水平，在数学方面则更糟。当一场危机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它就不再是危机了，这已经成为现实。当我在哈佛学校（Harvard School）教书时，它还没有成为世界闻名的哈佛西湖学校。1988年，26岁的我来到这里。学校里也有资金运作，但不那么过分。校园不算很好，山坡上的教学楼还有墙皮脱落。有一阵子，我们还踩在走廊里湿漉漉的旧地毯上，教室地板上会留下湿脚印。在那些单纯的日子里，学校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地方。你进校的时候是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又是另一个人。秋天，天气很热，麦克白“还怪怪的”；到了春天，蓝花楹就都开花了，麦克白变得“野心勃勃”。然后孩子们就该离开了。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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